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和社會迅猛發展,造就了高淨值人群的蓬勃湧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就是中國經濟起伏變遷的時代產物。
所謂的“高淨值”,其實是金融機構的對富人的篩選,世界各國的金融機構為了更好地篩選合格投資者,更關注其可投資資產,認定標準是個人/家庭可投資資產在100萬美元或600萬人民幣以上的群體。
金融機構一般不會區分高淨值人群的背景與出身,大都是以財富積累的數量去評估高淨值人群的服務等級。
作為一個高淨值人群領域的研究者,我更希望去發現這群人背後的故事,他們是誰?他們在哪?究竟是哪些因素讓他們成為財富的擁有者?又是什麼會讓他們的財富流失,富不久長?
這群人常常把致富歸功為運氣,運氣的背後,與國運昌盛、經濟週期、所處行業、性格特質都息息相關。天道遵循自然規律,金錢沒有固定的主人,在迴圈流轉中,聚集在某一些區域、某一些行業和某一些人身上。所謂的運氣,都得益於蘊藏在其中的規律。
1、慢富高淨值人群——堅持不懈的勤奮耕耘者
從濟南到深圳的航班上,徐偉和我講述他的創業史。和大部分60後一樣,他生在農村,家庭貧困,很早就輟學外出打工。做過力工,裝過車卸過貨,也出去跑過銷售,後來負責生產管理、車間人員安排,甚至是修機器的活兒,他也搶著幹,常常一晚上不睡覺,也必須把設備修好。
徐偉說,他不想一輩子打工,一直希望能夠當老闆,賺更多的錢,改變自己家庭的命運,同時也能幫助更多的人,這種夢想一直都在。
1998年,他開始在東北經營板材生意,最開始租的倉庫攤位四處漏風,冬天要穿兩層棉大衣保暖。憑著這份辛苦,第一年就賺了8萬多塊錢,相對於之前打工每月領800塊的他,這簡直是天文數字,讓他很有成就感。
可是第二年,卻被朋友介紹的客戶騙去10萬塊,感覺天都塌了下來。這一次經歷,讓徐偉深刻認識到了生意場上的兇險以及信譽的重要性,從此,誠信經營一直是他的經商準則,在那個假冒偽劣商品橫行的年代,他始終堅守底線。
就這樣,他從中間商變成製造型企業主,後來又參與了幾個地產專案的投資,幾十年兢兢業業通過持續不斷的勤奮努力,穩紮穩打地累積財富,晉升為高淨值人群的行列。
徐偉是改革開放第一批企業家的典型代表,他們來自上一個經濟週期,產業集中於製造業、地產、能源、醫藥等領域,大多白手起家,出身草根,從事傳統行業的居多,他們從小生意做起,或者是先打工後創業,一步一個腳印,一步一個臺階地向上爬,艱辛且緩慢地創造和積累財富。
雖然富有,但因為吃過很多苦,所以在生活上,不會大肆鋪張浪費,會把錢花在該花的地方,很多人買奢侈品僅僅是為了撐門面,他們大部分時間著裝都很樸素;會開豪車,但儘量不開空調;會買豪宅、別墅和那些很貴的實木傢俱,但不一定會願意支付高額的裝修設計費;對朋友出手非常闊綽,但對待員工或者生意夥伴,則相對“小氣”一些。因為他們的創富路徑艱難,骨髓裏對賺錢不易有深刻的認知,他們不會放過任何機會,也會嚴格控制細小的成本。
很多老闆,即便身價十億、百億,還是會親力親為做很多事,時間在他們的眼裏是不值錢的,他們相信只有親自參與到某件事當中,才能賦予時間更多的價值。他們是受人尊敬的一群人,在企業裏有絕對的權威與掌控權,他們相信自己的判斷,路徑依賴嚴重。畢竟,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他們是用這種方式走向了成功,如果你沒有充分的理由就很難說服他們。
經濟學者約瑟夫·熊彼特曾說:“企業家是刺激和發動其他一切事情的中樞。我們所說的企業家或創新者就是這樣一類特殊人群,他們四處尋找挑戰和機遇,為了改變而尋求改變,他們敢於冒險,樂此不疲。”

2、快富高淨值人群——迅速崛起的機會主義者
做了二十多年富豪榜的胡潤說,二十年前,成功企業家的特質是誠信、勤奮、務實。而如今,新一代企業家的特質,則完全不同:第一是創新;第二是資源整合;第三則是速度。
快富高淨值人群,跟隨新經濟、新興產業而快速崛起。他們大部分是高科技公司的創始人、高管,微商的董事,網紅代表,幣圈投資人等等,趕上一個風口而迅速致富,在短短幾年時間裏,躋身高淨值人群行列。
Sam是一家高科技企業的高管,技術型人才,善於鑽研,做事嚴謹且偏執,他經常加班工作到淩晨。公司上市後,他套現了幾千萬,突如其來的一大筆財富,令他感到恐慌,他經常會擔心這筆錢會不翼而飛。
於是他不得不開始考慮那些他沒錢的時候完全不需要思考的問題。例如考慮父母孩子如何更好地安排,如何進行稅務籌畫,自己是否要進行身份規劃以及風險規避的問題等等,他的擔憂已然超過了獲取財富的喜悅。
龍博士是國內知名大學數學專業的博士,在比特幣圈子裏頗有名氣。博士畢業後進入一家研究所的博士後流動站工作,薪資不高,卻也落得清閒。在比特幣盛行的時候,他被幾個朋友拉著做了深入研究,跟著大家一起挖礦,他說那幾年每天真的就像是在撿錢一樣,幾個初入社會不久的年輕人,在極短的時間就積累了大量的財富。
幣圈雖說是快富的戰場,但落袋為安的還是少數,一個幣圈平臺的人告訴我,很多人的錢來得快,賠得也快,在比特幣高峰時,他曾賺了幾千萬,但2018年的時候,又賠了一千多萬,錢在幣圈真的只是數字而已。
疫情期間催生的宅家經濟,促使了網紅行業的大規模爆發。李佳琦、薇婭等頭部網紅的帶貨水準和影響力已經不輸一線明星,身為資深網紅的張大奕說:“大眾對於網紅的認識就像人們當初對煤老闆的認識,覺得人家讀書少,但是人家賺錢多。”
對於網紅,人們一方面不屑,但另一方面卻也羡慕,學歷與素質並不是賺錢的必要條件,在互聯網時代,靠臉吃飯、以帶貨為生的網紅們卻充分享受這波浪潮崛起而帶來的致富紅利。
高淨值人群的財富,隨著時代的變遷在不同產業中流轉。任何國家經濟體發展到一定規模和歷史階段,都會陷入滯漲、需求飽和,以及競爭白熱化的泥潭。新行業的迭代速度加快,興起時前景一片大好,落寞時則是一地雞毛,例如共用單車、P2P等等,很多行業貌似剛剛開始,卻在某個時點戛然而止。財富的流轉在加快,創富的難度在加大,新富人的致富之路,與過去相比,已是天壤之別。

3、傳富高淨值人群——與生俱來的財富繼承者
傳富高淨值人士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富二代”或“繼承者”。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承接父輩的產業和人脈平穩地發展下去,但還有一大部分富二代則會完全脫離家族的事業和資源,選擇自由發展。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繼承者,他們的父母大都是白手起家,而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還在參與企業管理和正在享受上一代人財富分配的過程中。
在傳富群體中,二代願意承接一代企業的還是少數,大部分二代有自己喜歡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這個群體大部分都留學海外,專業以金融、商科和藝術為主,一代積累財富,二代擁有更好的視野,則可以通過投資的方式管理財富。
劉萍在國內做房地產,當年給留學的兒子80萬美金作為學費和生活用度。可沒想到兒子背著她悄悄做起了當地地產專案的投資,兒子畢業時,80萬不僅全部回本,他還多賺了50萬。後來公司開拓海外地產專案,兒子正好也有了用武之地。
某上市公司老闆的女兒李美,碩士畢業就在倫敦一個家族辦公室公司實習,因深受英國上流社會對於財富管理的態度影響,她打算回國後自己成立家辦,將英國成熟的財富管理體系和英式財富傳承服務帶給中國富人,而此時,父親身體出現問題,哥哥臨危受命頂在了企業一線,她也不能袖手旁觀,就這樣,她成為了自己家族辦公室的主人,掌管著幾十億的家族財富。
傳富群體,他們不像慢富有非常強烈的主動致富欲望,也不像暴富遇到天上掉下的餡餅,他們沒有對金錢的渴望,紮在富人堆裏過著富足的生活,沒有十足的財富支配權,財富是否能被順利地傳承下去其實還有很多不確定性的因素。他們的夢想不是給自己貼上富人的標籤,而是按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去追求人生的價值。

4、中國高淨值人群地圖
據世界銀行統計,全球75%的大城市、資本和人口都集中在距海岸線100公里的地區。在地大物博的中國,這種區域集中性也非常顯著。各個地區的富人由於地理位置、民俗文化的不同而擁有各自鮮明的特色。此外,產業聚集帶動了優秀人才的湧入和區域經濟的發展,形成一個正向迴圈的滾雪球效應。
2020年胡潤財富報告顯示,北京、上海、廣東、浙江、香港,依舊是高淨值人群最為集中的地區。究其原因,這些地方經濟發展迅速,會吸引大量的優秀人才,更加開放包容,讓沒有背景資源的人,也能得到更多機會。背井離鄉,懷揣夢想,更能激發潛能,以奮鬥為根本,以賺錢為使命。
數據顯示,北京、上海、深圳是“移民”企業家最多的地區,很多出生外地的企業家在北京、上海發展得很好。反之,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遼寧出生的企業家,離開家鄉在外地發展得很好。
不僅是寬鬆的創業的環境,一線城市的房地產紅利也造就了一批高淨值人群。
“開盤8小時,50億。”瘋狂的深圳土豪爆搶深業中城的新聞在2019年被媒體爆炒。在和一位潮汕級女企業家談到這個新聞時,她笑著對我說,她和朋友去看這個樓盤,看房只能進去三個人,還只能看一次,認籌兩個簽,誠意金一千萬,還特地讓女兒從澳洲飛回來,結果一個都沒中。
這就是深圳人,改革紅利催生的一批先富人群。深圳地產過去從幾百塊一平到十幾萬一平,漲幅1000%的盤多到數不過來,最高漲幅竟可達到4300%!地產實現了無數深圳人的造富神話。
即使你什麼也不幹,只是有幾套房子,便可躋身高淨值人群的行列。這樣的群體,在深圳比比皆是。歷史告訴深圳人,能快速實現財富逆襲的只有房地產。所以,深圳的房子永遠是不愁賣的。
除此之外,一線城市中,還有一群被動致富的拆遷戶群體。深圳白石洲城中村拆遷,由此誕生了1878個億萬富翁,2000多個千萬富翁。有人打趣說到:挖機一響,黃金萬兩。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大沖,當年冒出10個億萬富翁和400個千萬資產的家庭。崗廈村也製造了10個億萬富翁和20個億萬家庭。還有皇崗村、蔡屋圍,也都有少數億萬富翁、一些千萬富翁以及一群百萬富翁。
這類暴富高淨值們突然致富,也會突然面臨一些問題。楊伯的房子正在面臨拆遷,預計上億的賠償款。但問題來了,他當年是用父親的名字買的,父親現在重病在床,他還有兩個兄妹,在虎視眈眈。面對突如其來的暴富機會,他顯然還有很多問題沒有準備好。
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這句話形容這個群體再貼合不過,在法律、道德和現實面前,暴富高淨值要面對很多的靈魂拷問和艱難的抉擇。
生活中,大部分暴富高淨值們很快又迅速返貧了,這類高淨值不像企業家和高知階層,大部分沒有多少文化,也沒有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價值,只是有錢。
財富來得太突然,他們還沒有匹配相應的能力,也沒有好的意識和習慣,當擁有財富的數量和管理財富的能力不匹配時,悲劇就自然發生了。
拆遷戶的圈子,有極強的跟隨性,他們中的一些人拿了拆遷款後繼續買房投資,閒不住的人在社區裏當保安、開倉買,或者去當計程車司機。當然,一些不好的惡習也會傳染和跟隨,例如賭博,讓很多暴富高淨值們傾家蕩產。
和一線城市的魔幻致富不同,在地大物博的中國,有很多藏匿在城市深處的縣級市或者是村鎮,這些地方充分利用地理優勢和自然資源,將自己打造成了一個獨具特色且不可複製的特色經濟體,帶動地方高淨值人群的崛起。

方婷十多年前從北方到義烏打工,她說這是一個浸泡在生意裏的城市。這裏不攀附吃穿,他們只攀比誰更有頭腦,誰更精明、更勤快,誰有房、有廠、有店面、有生意、有錢賺。
她的朋友杜杜,幾套房產、擁有自己的工廠,保守估計也要千萬身家,方婷說,這樣的人在老家肯定全部穿戴在身上,沒事到處旅行,一看就是有錢人,但杜杜卻極其樸素,最貴的奢侈品還是LV最基本款的購物包,已經磨的破舊不堪。她也很少旅遊,每天穿的和服務員一樣開三輪車拉貨。義烏人極度務實,認為很多事情都會變,只有利潤最實在,他們對金錢充滿執念。
義烏商人樓仲平做吸管生意,一支吸管單品平均售價在8厘錢,刨去各項成本,利潤只有大約10%,也就是0.0008元。這是義烏小商品利潤的平均水準,都是以角、以分、以厘來計算。
正是由於這樣,義烏人不會放過任何一點資源,包括時間,在他們看來,這些都是成本。開保時捷的老闆,進到店裏就蹲坐在小板凳上認真編著串珠手鏈;小商品城裏,放假的孩子們也在店裏招呼客人;沒有客人時,他們也不閑著,會對著手機研究股票。他們充分壓榨自己的精力和可以利用的一切資源,用永不知疲倦的勞作去一點點積累財富。
不管曾經的義烏小商品市場,還是如今的北下朱中國微商第一村、不管消費升級還是降級,客人需要什麼?他們就賣什麼,哪里有商機,哪里就有義烏人的小生意,在無窮個“小”裏,累積“大”財富,這是他們的智慧。
走出義烏小城,以地方特色優勢資源變現的還有很多地方,“壟斷”日本棺材市場的曹縣,在壽衣和漢服生意上也是風生水起,帶動了這個山東小縣城的發家致富;還有西藏的蟲草,五常的大米,雲南的賭石,長白山的人參,赤水河畔的茅臺鎮酒廠,和田玉的故鄉,大連的水產養殖戶,還有各個茶葉產區福建安溪、雲南老班章、杭州龍井以及經濟作物產區的“辣椒大王”“西瓜大王” “土豆大王”“大蒜大王”等等,他們用勤勞和實幹躋身高淨值人群的行列,是將本地特色、地方優勢和自然資源充分開發而創富的典範。
巴菲特曾說,如果你是池塘裏的一只鴨子,由於暴雨的緣故水面上升,你卻以為上浮的是你自己,而不是池塘。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成就了中國高淨值人群的崛起,他們在生意裏、產業裏、房產市場中、金融投資中獲取財富,這一切又何嘗不是歸功於大時代背景下的水漲船高。
“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國運的繁榮昌盛造就“人運”的飛黃騰達,孕育出一批受益於國家紅利的高淨值人群。個人命運的浮沉往往是大時代下歷史轉折的折射,也是因為生對或者選對地方,乘上了財富的諾亞方舟。
財富在一些區域彙集,卻也不會一成不變,因為它一直在流動,如同魔方百變多端,卻總有順應它的規律所在,找到變與不變,才能發現屬於你的財富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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