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特徵。

當今世界，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後，全球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已經成為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中國將共同富裕作為下一個百年目標，既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心的堅守，也是應對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大戰略舉措。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國的財富管理行業將會呈現出什麼樣的新形態？共同富裕各項政策的實施是促進還是抑制財富管理行業？如果財富管理的文化傳統是“嫌貧愛富”，客觀上是擴大財富差距的，那麼如何平衡財富管理機構的商業屬性與共同富裕的社會屬性之間的關係？

在此基礎上，金融機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發展戰略和轉型路徑，創新什麼樣的業務模式和產品體系，以應對共同富裕時代下的政策和市場變化，都是需要從理論和實踐方面進行科學、系統研究才能做出正確回答的問題。

共同富裕對財富收益分配的收斂性要求，對“二八定律”和“資產越多，增值服務越多”的傳統財富管理模式來說，無疑是一項顛覆式考驗。

財富管理與共同富裕

之間的關係

要從經濟學史中尋找財富管理與共同富裕關係的思想來源，經典的庫茨涅茨曲線應該是首選。

該曲線描述的是經濟增長與貧富差距的關係，認為隨著經濟的增長，貧富差距會先拉大後縮小。這個理論暗含著，隨著經濟越來越發達，社會治理越來越完善，貧富差距過一個臨界值後會慢慢縮小。

庫茨涅茨曲線要成為共同富裕與財富管理之間關係的理論基礎，中間還應該插入一個橋樑，那就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係。

一般認為，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是相互促進的：經濟增長為金融機構提供了數量更多、品質更高的實體專案，金融發展通過服務實體經濟推動了經濟增長。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金融發展由於消除或緩解了“金融抑制”，為企業提供了更好的投融資環境而促進了經濟增長。

如果認為財富管理的發展是金融發展的一部分，或者財富管理因為能夠豐富金融資產配置和活躍金融市場而促進金融發展，那麼一條清晰的理論邏輯線就可以形成，即“財富管理—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共同富裕”。

也就是說，財富管理行業的發展因為促進了金融發展而推動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與共同富裕之間的關係則取決於某個臨界值，在該臨界值之前會擴大貧富差距，之後則會減少貧富差距、促進共同富裕。

按照這個邏輯鏈條，財富管理與共同富裕之間的關係應該也是非線性的，財富管理行業的發展是促進還是抑制共同富裕，取決於社會的發展階段是否已經突破了庫茨涅茨曲線的臨界值。

根據我們的直覺，財富管理一般是為富人服務的，在客戶群分和選擇上有“嫌貧愛富”的特徵，應該是會拉大貧富差距而非減少差距，但是這個認識是狹義的。如果放大到一個社會經濟和金融發展的長期視角，考慮到其他國家戰略和政策的實施，以及廣泛的、日新月異的、有利於普惠金融發展的數字技術進步，我們可以發現，在新的時代環境裏，財富管理也可能會更好地促進共同富裕。這除了取決於社會發展的狀態，還取決於技術的擴散和政策的路徑能否為財富分配的收斂結構提供基礎支撐。

共同富裕對財富管理

提出三大新要求

要認識共同富裕是什麼，不如先看一下共同富裕不是什麼，這方面在多次高層會議和領導人發表的文章中已經進行了說明。

第一，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不是集體“吃大鍋飯”，這是有悖於改革開放精神的，是否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地位。中央發佈的檔也多次指出，共同富裕的關鍵是擴大中等富裕階層的比重，形成“橄欖型”的、能夠流動的動態財富結構，在兩端允許一部分特別富裕的和相對不富裕的小眾群體存在，因為這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

第二，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貧窮”，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必須是在大力發展生產力、充分“做大蛋糕”的基礎上“分配蛋糕”。因此，實現共同富裕還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做大蛋糕”的方式以便更好地“分配蛋糕”。

第三，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濟貧”，而是在建立現代化的累進式財稅制度的基礎上，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因此，共同富裕的遠景落到實處就是大力發展民生經濟，讓絕大多數人在經濟發展和財富繁榮的環境裏有獲得感和安全感。

第四，共同富裕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富裕，還包括精神文化和生態環境方面的充實滿足。如果僅僅是物質層面積累了大量財富，但環境被嚴重污染，精神和信仰缺失，人們內心感受不到富足，那也不能算是共同富裕。

在上述認知下，共同富裕對新時代的中國式財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全球貧富差距被進一步拉大，社會階層、國家和民族之間的分歧和衝突的風險越來越大，嚴重的貧富分化成為影響全球經濟和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的財富管理需要在各方面進行創新，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需要顛覆過去“嫌貧愛富”的金融屬性，將普惠金融、包容性發展、ESG(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投資、三次分配、生態價值等領域的理念和方法結合起來，構建共同富裕時代獨具特色的中國式財富管理體系。

具體來說，共同富裕百年目標給中國的財富管理行業提出如下三大新要求。

第一，進一步提升自身的專業水準和覆蓋領域，提高財富管理的風險調整後的收益水準，為總體富裕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風險-收益”結構更豐富的產品。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共同富裕時代中的財富管理不是放緩發展步伐，而是要求有更高質量的發展，從而可以為社會大眾提供更加穩健的財產性收入。

第二，加快戰略轉型和產品創新，深刻認識到全球財富管理行業面臨的問題和困境，跳出財富管理行業的單一視角，站在共同富裕的大格局重塑和提升認知曲線。將普惠金融和包容性發展的理念融入到產品研發和業務模式創新上，通過技術重構改變“嫌貧愛富”的商業本性，通過金融數位化與模式創新相結合，構建普惠型、大眾型的財富管理新體系。這需要財富管理機構擺脫對規模經濟的依賴，重構成本收益曲線。

第三，拓展財富管理的廣度和深度，將精神文化、生態環境和社會治理等廣義財富概念結合其中，不能僅限於物質財富和帳面價值。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財富管理又是金融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行業形態。如果說過去的財富管理只局限於以會計價值衡量的物質財產的保值和增值，那麼在共同富裕階段，財富管理行業應該有更高的要求，不僅要做好物質財富、金融資產的管理，還要通過各種形式的創新將文化信仰、生態價值和社會責任等囊括在內。一種典型的形式就是ESG投資標準在財富管理行業的深入應用。

共同富裕下的財富管理機構

轉型之路

共同富裕時代為財富管理行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方面甚至要顛覆傳統的經營理念和業務模式。

中國的財富管理行業要從過去的“增量紅利”時代走出來，更好地適應共同富裕時代在政策、市場和客戶需求及競爭業態方面的新要求，當然也會面臨諸多的挑戰和考驗。

尤其是共同富裕對財富收益分配的收斂性要求，對“二八定律”和“資產越多，增值服務越多”的傳統財富管理模式來說，無疑是一項顛覆式考驗。然而，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和普惠金融政策的全面支持，為財富管理機構更好地適應共同富裕時代進行戰略轉型提供了路徑。

具體來說，財富管理機構需要在以下五個方面做出努力。

01、加快研發面向大眾的普惠型財富管理產品

中國的財富管理行業發展多年，從一開始就有廣泛的客戶基礎，具有先天的普惠金融基因，並不是僅限於高淨值客戶。

面向共同富裕時代，各財富管理機構，無論是商業銀行、銀行理財子公司、公募基金，還是券商資管、保險資管、私募基金、第三方財富管理機構，都需要繼續將財富管理的重點聚焦在數量眾多的中低淨值客戶，為其提供風險收益比較高的或與高淨值客戶收益率差距逐漸縮小的產品和服務。

為了推動財富管理機構在服務普惠客戶方面的積極性，在政策層面，未來可能會有較大的變化。比如面向高淨值客戶的管理收益可能會提高稅收，而面向普惠客戶的管理收益則很可能減免稅收。

02、充分利用數字技術重塑財富管理的成本曲線

傳統的財富管理機構之所以“嫌貧愛富”，更傾向於為高淨值客戶服務，並不是主觀所為，而是在客觀上為高淨值客戶提供服務創造的利潤率更高。因為相較於人數較多但人均淨資產較少的普通客戶，服務高淨值客戶的獲客、管道、服務、溝通、操作等成本相對較低。

這是財富管理機構過去的成本曲線結構，但是隨著數字技術在財富管理機構前中後臺的深入應用，服務中低淨值客戶和“長尾客戶”的成本大幅下降，這就為這些客戶提供與高淨值客戶相似的“風險-收益”產品和服務提供了可能性。

各金融機構應該加快數位化場景的應用，在管道、風控、售後、服務等各方面提高自動化、智能化水準，重塑自身的成本曲線，降低普通淨值客戶的服務成本，從而逐漸改變傳統財富管理機構“嫌貧愛富”的商業屬性，為更多的普惠群體提供與高淨值客戶類似的專業服務。

03加快研發基於三次分配的公益和慈善產品

共同富裕時代，三次分配將越來越重要。

與發達成熟國家規模較大、在分配活動中較為活躍的公益基金、慈善基金和一些特定社會責任主題基金等相比，中國的財富管理產品結構還比較單一，非商業類基金的占比較低，還沒有形成三次分配的氣候。

然而事實證明，以社會非營利性組織為主體參與的公益和慈善類基金，對優化財富分配結構、緩解社會分歧和矛盾起著非常大的作用。作為財富分配的第三條道路，在共同富裕時代，這些非營利性基金肯定會快速崛起。

財富管理機構應該加快這方面的佈局，提前研發這類基金的信託產品，理清其產業鏈和價值鏈，研究成熟國家的監管政策，為非營利性基金在中國的大發展做好準備。

04、在資產投放端更多地向“專精特新”和中小企業傾斜

財富管理促進共同富裕，不僅僅是為社會大眾財富的保值增值服務，還可以通過資產配置和投資端，將社會儲蓄向有利於共同富裕的領域引導，最終實現財富“從大眾中來並服務大眾”的價值閉環。

將財富管理集聚的資金投資於“專精特新”和中小企業，有利於提高年輕一代的財富水準和中低收入階層的就業，也就有利於形成“橄欖型”的財富分配結構。而且財富管理產品和服務的品質，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管理組合的底層資產。代表新興生產力的“專精特新”企業，在投資回報方面會給財富管理組合更高的回報。

05、將ESG標準應用到管理端和投資端

ESG已經成為衡量企業可持續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標準之一，當前已經在資本市場上得到廣泛應用。

財富管理機構應該首先將ESG理念應用到自身的管理中，推動低碳綠色發展，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完善公司治理體系，並將該標準引用到投資端，注重投資標的在ESG方面的表現，在推動物質財富保值增值的基礎上，全面提升財富管理的生態價值、社會價值和人文價值，實現生態、社會、人文的全面共同富裕。

作為財富分配的第三條道路，在共同富裕時代，非營利型基金肯定會快速崛起。財富管理機構應該加快這方面的佈局，為非營利型基金在中國的大發展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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