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何為企業家精神，外界的解釋有很多，譬如信念、堅韌、創新，等等。

不過，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聯合創始人張維迎看來，要真正理解企業家精神是什麼，必須理解企業家精神不是什麼。

這是一個很與眾不同的視角，作為一個研究企業家群體近40年的學者，不得不說，張維迎對企業家精神有著自己獨到的理解。

在他看來，人類的進步就是企業家精神帶動的進步，但企業家精神的發揮也離不開一個好的環境，如此，企業家精神才能去做好事、才能去創造財富。

企業家精神不是什麼

關於什麼是企業家精神，人們其實已經談了很多，比如冒險、好奇、創新、自信等，這些描述企業家精神的辭彙，大家都已耳熟能詳。

研究企業家近40年，我最近的體會是，要真正理解企業家精神是什麼，必須理解企業家精神不是什麼，那企業家精神不是什麼呢？我總結為5個方面：

第一，企業家決策不是科學決策；

第二，企業家決策不是約束條件下求解；

第三，企業家決策不以利潤為唯一目標；

第四，企業家不能完全聽命於投資人；

第五，企業家不是“好員工”。

這裏我重點講下第一點，企業家決策不是科學決策。

科學決策是基於數據和計算，它給定數據，最優選擇是唯一的，而企業家的決策是基於直覺、想像力和判斷。

同樣的數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像力和判斷，選擇會很不同，因此，科學決策能形成共識，有標準答案；企業家決策是非共識的，沒有標準答案。

也可以說，有標準答案的決策都不是企業家決策。

舉個例子，一道題有A、B、C、D四個答案供你選擇，但正確答案是唯一的，如果你周圍的同學都選擇了A，而你選擇了C，你心裏一定發毛，因為十有八九是你錯了。

但對企業家決策而言，多數人認為正確的很可能恰恰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能夠看到，那些傑出企業家做出的最重要的決策，一開始往往是多數人所不認同的，甚至被認為是荒謬的。

像騰訊、阿裏巴巴，它們最初也不被大多數人看好，甚至被懷疑了很長一段時間，如果當時這些企業背後的企業家們六神無主，全都聽信別人的話，後來可能也就不會開闢出一個新的行業了。

另外，我認為數據和計算在企業家決策的過程中也不起關鍵作用，因為企業家在做決策時會面臨高度的不確定性，他們面對的未來實踐是主觀的、未知的、獨一無二的，沒有統計樣本，沒有概率分佈，沒有客觀數據可用。

或者說，企業家不是在給定數據下做決策，而是發現還沒有被發現的數據，想像可能的未來，創造本不存在的東西。

比如，用郵政馬車的數據預測汽車是沒用的，風帆木船的數據也不可能告訴我們鐵船是否可行，汽車和鐵船很大程度上是卡爾·本茨和約翰·威爾金森這樣的企業家想像出來的。

所以，經濟學家把“不確定性”等價於“風險”，進而把“風險”等價於統計學上的方差，是有嚴重誤導性的。

正如德國學者雷納·齊特爾曼指出的：“企業家通常不會按照經典經濟學理論的理性假設行事。他們通常不把自己的決策建立在概率計算上，也不傾向於遵循複雜的理論假設，而更憑直覺行事，主要靠感覺。”

這一信號，尤為值得警惕

當然，我們說有些問題也不是靠企業家發揮企業家精神就能解決的，比如宏觀環境，企業有時候真的無能為力。

過去40年裏中國會出現這麼多企業家，我認為還是要感謝改革開放，沒有市場化、沒有一個開放的環境，光靠企業家精神是沒辦法誕生企業家的。

而且，一個封閉的環境可能還會產生更糟的結果，就是這些具有企業家精神和企業家才能的人無處發揮能力，他們只能去從事分配財富的工作，甚至有可能做相反的事，也就是去毀滅財富，這一點尤為值得警惕。

我們需要清楚，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主要來自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特別是企業家資源的重新配置：從政治轉移到工商業。這是中國2000多年來的一次歷史性變化。

從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角度講，最好的配置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都從事工商業活動，也就是當企業家；最不好的配置就是他們都在政府工作，從事非生產性活動，特別是尋租活動。

當然，我不是說政府不重要，政府很重要，但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員從事的其實是財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財富的創造，創造財富的大多是工商業、企業界從事的活動。

而這其中就產生了一個矛盾：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是由從事企業活動的那些人的能力決定的，如果最高能力的人在政府從事尋租和再分配活動，而不是創造價值的活動，那麼，從事企業活動的人的能力在總人口當中就屬於中等甚至中等以下，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就會非常緩慢甚至停滯。

好在改革開放後，我們有一批優秀的人才不再執迷於當官，開始選擇做企業，這是好事，但當我看到今天大學畢業生們的選擇時，卻也不免有些擔心。

現在，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開始拼命地往安全和保險的地方走，政府、事業單位、國企央企成為他們的首選，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年輕人這種選擇的變化，需要社會各方重視起來。

無論哪個國家都一樣，社會中最優秀、最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不願做企業了，那這個國家的經濟就會走下坡路。

於社會而言，歷史的老路，千萬不能再回去了。

於企業家而言，還是要把重心放在不斷學習上，不能因為自己這個階段做得還不錯，就永遠按照過去的經驗走，企業總會要面臨新挑戰的。

我相信，只要我們的體制是開放的，就不用為一家企業的垮掉而擔心，因為它垮掉了就意味著一個更強有力的對手代替了它，就像森林一樣，一棵樹木的死亡是很正常的，只要整片森林還是茂盛的就沒問題。

人們為什麼會對企業家存在偏見

接下來，再聊聊企業家這一群體，不可否認，直到今天，社會上對企業家依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偏見，其中一個普遍現象就是“仇富”。

像羅馬時代和中世紀的西方，商人不能從政，也不能被封為貴族，還有傳統的中國社會，“士農工商”，商人也排在底層，社會上更有著“無奸不商”的說法。

所以你會發現，“仇富”不是一個特定的文化現象，中國人“仇富”，西方人也“仇富”，而“仇富”也不是一個歷史現象，落後地方的人“仇富”，發達國家的人也“仇富”。

為什麼人類歷史上會存在普遍的仇富、仇視商業活動、仇視企業家的現象呢？結合一些學者的觀點和這些年來自己的思考，我把背後的原因歸結兩點：

一是嫉妒心，二是對知識的誤解。

先說嫉妒心，這是人類的一個本性，你有，我也有，誰都有，比如上學的時候，身邊的同學考試考的比你好，心裏就有點酸酸的，可以理解。

但我認為，一個理性的人能夠做到儘量抑制自己的嫉妒心，不表現出對他人的傷害，他會把嫉妒心轉化成奮起直追的動力，轉化成一種競爭性、創造性的力量，這是一種積極的狀態。

但也有很多人陷入到了一種零和博弈的思維當中，在他們看來，社會財富是一個固定的量，一個人所得就意味著另一個人所失，有人變富就一定有人變窮，於是便心生嫉妒，看到那些曾高高在上的人被拉下馬，被批鬥、遊街、關進監獄，便會獲得一種心理上的滿足。

可事實上，在市場經濟下，任何人都有權利做企業家，每個人都有致富的機會，別人能得到的你也有希望能得到，只要你努力就行，富人並沒有侵害窮人的利益。

既然每個人都有機會就不能說是不公平，你看別人把企業做大了賺了錢，那你也可以做大，沒人阻止你，平時的消費上也一樣，你覺得他賺了你的錢，那你可以選擇不買他的東西，為什麼一定要嫉妒別人呢？

可很多人就是言行不一，自己在選擇的時候明明選擇了最好的，最有價值的東西，結果反過來又指責別人，覺得他賺走了你的錢，這種嫉妒完全沒有道理。

包括很多人對企業家要承擔的責任也缺乏基本的理解。

一個大點的企業，老闆手下可能有上萬名員工，他需要對每一個員工的負責，還有他上下游的企業、他的產品，這背後都是責任，只是很多人看不到這些。

而一旦某個環節出問題了，比如說產品出了問題，大家肯定是要罵老闆的，所以他們承受的壓力其實是很大的。

當然，他們可以選擇不幹，可他們不幹了，底下的員工就會失業，這也是很多人堅持做企業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責任心需要被社會看到。

另外，對知識的誤解也是對企業家產生偏見的一個重要原因。

比如，當看到那些小時候調皮搗蛋、從小輟學的同學成了百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時，有人就會不服氣，覺得自己從小就是好學生，還留學讀了博士，但他反而賺的比我多，豈有此理。

這裏面的原因在於他們忽略另外一種知識，我把它稱之為“軟知識”。

軟知識指的是超出書本和老師能傳授的知識，這些知識沒法在科學上得到證明，甚至與你花多少時間學習無關，它的形成靠的是一種獨特的企業家能力，比如想像力、直覺、警覺性、視野和組織能力，等等，這種能力大部分人不具有，即使有，也不突出。

由於大部分人不理解軟知識的重要性，認為只有書本上學來的，考試考出來的知識才叫知識，企業家賺錢似乎就成了“無中生有”“空手套白狼”，背後一定隱藏著欺詐和不道德的行為。

所以，抑制嫉妒心和改變認知局限性是當下非常重要的兩項工作，一定要樹立起一個對企業家的正確觀念，唯有如此，才能減少人們對企業家的偏見，才能真正理解企業究竟是如何創造財富的。

企業家精神是最好的反壟斷法

這兩年，壟斷問題也是企業界關注的一個焦點，這裏，我先明確一下壟斷的概念。

“壟斷”一詞在英文中最初是指官方授予的排他性生產與經營某種產品和服務的權利，後來逐漸演化為經濟學中的一個技術性概念，就是按照一個行業中企業的數量和市場份額來衡量壟斷。

現在經濟學界有一個基本挑戰是，如何在推動競爭與保持創新活力之間求得平衡。這實際上是經濟學理論與現實經濟觀察之間矛盾的反映：

一方面，按照經濟學理論，競爭是好的，壟斷是壞的，你要促進競爭，就要消除壟斷，限制大企業。

可現實觀察表明，最具創新能力的企業通常也是有一定“壟斷”地位的大企業，這些企業也有更多的資源用於創新，因此，要保護創新就要允許企業保持“壟斷”。

這個矛盾的根源是什麼？就是經濟學本身關於壟斷和競爭的概念有問題，主流經濟學關於競爭和壟斷的定義是錯的！

在我看來，市場競爭的本質不外乎兩點：一是自由進入，沒有任何暴利或強制力阻止進入；二是不受政府和任何阻止施加的保護和歧視。

簡單地說，自由競爭就是沒有政策和法律來保護一部分人同時歧視另外一部分人。

而如果說《反壟斷法》的目的是促進競爭，那我可以說，企業家精神是最好的《反壟斷法》，它比任何法律條文和政策都更有助於瓦解壟斷。

為什麼？因為企業家精神本身具有競爭性，他們誰也不服誰，他們總想著去發現新的機會，然後利用這個機會，用創新的方式推翻現有的市場主導者，自己想辦法做到老大的位置上。

除了不斷創新，誰也沒有辦法高枕無憂地穩坐釣魚臺，提心吊膽才是企業家的常態，他們害怕會有人超過他，為了保持市場地位，只能不斷地往前走，去尋求突破。

舉個例子，國美、蘇寧這兩家企業當年被媒體炒得很火，說它們壟斷了中國的家電市場，可沒過幾年，我們就看到了淘寶、京東這些電商平臺的出現，並且比它們做得還要好。

所以，擔心一個市場被某個高枕無憂、不思進取的企業持續壟斷，實在是杞人憂天，只要存在自由准入，就不必擔心產生所謂壟斷，企業家精神總是有競爭性的。

在我看來，唯一要反的壟斷就是強力施加的壟斷，也就是部分企業享有的特權，像准入限制、特許權、財政補貼、融資優惠，等等。

大數據代替不了企業家精神

還有一個現象也特別值得一提，就是隨著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的出現，有人說，計劃經濟的比重將會越來越大，我把這種論調概括為“大數據計劃經濟理論”。

包括很多企業家現在也很依賴數據，覺得沒有數據支撐決策就不夠科學，然後請了很多顧問和諮詢公司來整理或者編造數據，以證明自己是對的，但其實根本不需要這些東西。

為什麼這麼講？因為大數據代替不了企業家精神。

我不否認大數據的價值，對企業家來講大數據也確實是有用的，企業家在做決策時需要看到數據，但真正的企業家在做決策時一定是超越大數據的。

我認為，僅僅基於大數據的決策充其量只是科學決策，不是企業家決策，僅僅基於大數據做決策的企業家，不是真正的企業家，只是管理者。

這是因為企業家決策不僅取決於數據、硬知識，更依賴於我們剛才提到的軟知識，對企業家而言，他們對市場前景、技術前景和資源可獲得性的想像力、感知、判斷力等，這些才是最關鍵的，企業家必須想像和看到大數據不能告訴他的東西。

例如，郵政馬車運輸業的數據不能告訴卡爾·本茨和戴姆勒發明汽車，否則，發明汽車的就應該是馬車夫，而不是卡爾·本茨和戴姆勒；

電腦市場的數據也不會告訴比爾·蓋茨創辦微軟產業，否則，創辦微軟產業的就是IBM而不是比爾·蓋茨；同樣，數據也不可能告訴馬化騰應該創造微信，否則，發明微信的就應該是中國移動而不是騰訊。

再拿圖書市場舉個例子。

亞馬遜公司無疑擁有圖書市場的大數據，它可以根據客戶過去查看和購書的記錄，向客戶推薦書。但亞馬遜的大數據不能告訴我們，未來哪一本書會暢銷，更不可能告訴每個作者應該寫什麼樣的書。

如果一個作者想根據大數據制定自己的寫作計畫，那他十有八九會失敗，如果計畫機關根據亞馬遜或當當網的大數據制定圖書出版計畫，那一定是圖書市場的災難。

所以，任何數據，無論它多大，都不可能代替企業家警覺的判斷。

一家公司的大數據代替不了公司的老闆，全社會的大數據代替不了企業家群體，在大數據基礎上建立計劃經濟或者產業政策，不僅會消滅大數據本身，也會消滅企業家精神，阻礙創新和技術進步。

好員工往往成不了企業家

這裏可以再引申一個話題，就是職業經理人和企業家之間也存在著非常大的差別，他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物種。

經理人做決策可以用數據說話，可以借助人工智慧來做決策，但這些決策都屬於管理決策，必須將其和企業家決策區分開來。

舉個例子，一家飯館每天購進多少食材、雇傭多少廚師和服務人員，經理人可以根據客流量等數據做決策，這是管理決策，而這家飯館要不要開，在什麼位置開，則屬於企業家決策。

不難發現，企業家決策是沒有數據可依賴的，更多的是靠直覺、想像力和判斷，他沒有什麼先例可以參照。

或者說，企業家處理的都是不確定的事情，不確定就意味著沒有辦法用統計學的方法做出決策，而管理決策更多是在處理風險，風險是可計算的，就像保險公司每年收多少保費，支出大概有多少，這些都是能算出來的。

對企業家來說，管理決策和企業家決策千萬不能弄混，否則會出大問題，這真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可以看這樣一個故事。

蘋果公司曾考慮將第一代iPhone處理器的生產委託給英特爾公司，喬布斯找到了當時英特爾的CEO歐德寧，開出的價格是每枚處理器10美元，除此之外不給一分錢。

歐德寧是一個典型的職業經理人，他組織了一個團隊，從成本和銷售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測算，最後覺得為iPhone開發處理器需要巨額資金投入，每枚才賣10美元，肯定是一筆賠本的買賣，不值得做，就回絕了蘋果公司。

隨後蘋果公司就找到了三星，三星接手處理器的開發後，僅用了3年時間就在晶圓代工行業的排名從第10位躍升到第3位，後來還開發出自己的智能手機Galaxy，成為蘋果的競爭對手。

在是否為蘋果公司開發處理器這件事上，歐德寧沒有做企業家決策，而是做了一個管理決策，最終讓英特爾後悔莫及。反過來講也一樣，管理決策變成企業家決策也有問題，那會耗費掉企業家的資源和精力。

我知道，今天很多老一輩的企業家也在面臨二代接班的問題，但他們的孩子可能不願意接手企業，有自己想要做的事，只能尋找職業經理人來接管，這也是難免的。

有人就擔心，如果交給一個不願意做企業的二代來接班，或者交給職業經理人，企業家精神會不會就喪失掉了，我覺得這也不是絕對的，任何事都有例外，但一般情況下，一家企業的生命週期的確與第一代企業家有很大的關聯。

日本的一些企業在這方面就表現得很明顯，第一代企業家往往有很強烈的企業家精神，在這種精神的支撐下，企業也取得了高速發展，等第一代退下去後，就變得越來越職業經理人化，企業也慢慢衰退下去了。

這個問題每個國家都逃不開，但我認為只要市場是開放的就不必擔心，因為開放的市場環境下，總會有新人冒出來，最怕的是新人看不到希望，都想著往大企業進，大家循規蹈矩，那最後可能就不會得到一個好的結果了。

對於這些老一輩企業家而言，我覺得關鍵在於找一個對的人來接班，什麼是對的人？這裏面標準有很多，但我可以確定的一點是，這個人不會是一個聽話的人，或者說不是一個“好員工”。

為什麼？因為一個聽話的人，一個好員工，就是執行命令、按程式辦事，他們很具有專業精神，但把服從權威當作天職，缺少企業家精神。

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不僅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固執己見，不願意服從權威，經常不守規矩，更不願意被人擺佈，如果一個人在行業裏幹了很多年，一直是優秀員工，那他就不是企業家。

所以，這些真正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大多都會離開雇主，自己去創辦企業，而且這類人很難走到一起去，因為誰也不服誰，都想當一把手，為什麼很多一起創業的兄弟、夥伴最後分道揚鑣？原因就在這裏。

像創辦萬通的“六君子”分手了，希望集團的劉氏四兄弟分手了，新東方的俞敏洪、王強和徐小平分手了，等等，不勝枚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些人都具備企業家精神。

我甚至可以做一個大膽的預測：

大部分合夥人最後都會走向分立，並且，越是企業家精神強的合夥人越可能走向分立，因為他們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好的辦法就是各幹各的，容易妥協的人不大可能是傑出的企業家！

這是一個普遍現象，需要我們深入理解。

為企業家精神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最後，我想說的是，改革開放40年裏，我們逐漸形成了一個有利於企業家成長的環境和土壤，這是值得肯定的，從法律上來講，現在創辦企業要比過去容易了，很多限制也都放開了。

但另一方面，還是我之前提到的，人類的嫉妒心、紅眼病是很可怕的，千萬不要忘了我們是怎麼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否則，我們就有可能再出臺一套措施來限制產生這些成就的可能性，這是我們隨時都要警惕的。

讓經濟更為自由，讓每個企業家的才能得以盡情發揮，這是一個總的原則。

落實這個原則的過程中，千萬要注意別人為的做出一些限制，或者定一些標準，因為未來的新產業沒有人能在今天就看得非常清楚。

包括傳統行業也是一樣，傳統行業的技術也在變化，一定要留下活口，不能說一刀切的都淘汰掉，比如新能源車現在發展的很好，但不能法令禁止燃油車，一旦禁止燃油車，新能源車很可能就沒有那麼大的創新動力了。

另外，燃油車用到的技術或許未來也可以應用到其他行業，就像當年的石油一樣，最開始沒人把它當成資源，但隨著技術的發展，我們可以從中提煉出汽油、瀝青以及各種化學工業產品，乃至我們今天穿的衣服都與石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不要強行制定一些標準來限制行業發展。

人類的創造力是無限的，今天的廢料可能就是明天的資源。

總之，我始終相信，在我們這個時代裏，人類的進步就是企業家精神帶動的進步，但如果環境不好，企業家精神也可能會去幹壞事，去掠奪財富。

創造一個好的環境，讓企業家精神去做好事，去創造財富，這是我們一定要謹記的，唯有如此，企業家精神才會得以發揮善的一面，才會持續地推動人類和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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