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新公司法深刻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一部優秀的公司法不僅是高效生產力的象征，還能夠加速財富的積累。如今，利用公司法（商法）處理公司資本和家族資產成為一種可行的方式。夫婦共同註冊的公司，其收益被視為夫妻共同財產的一部分，這為夫妻關系中財產的處理帶來了新的視角。日前，《家族企業》雜誌專訪了北京企業法治與發展研究會研究員、北京合川（天津）律師事務所主任方一清，請他詳細解讀新公司法如何作為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有效補充，保障高凈值家族的女性權益。

新公司法推出後，“一人公司”引起了廣泛關註。夫妻二人設立的公司，俗稱“夫妻店”，在法律上通常被視為“一人公司”，公司由家庭成員，特別是配偶之間共同經營。方一清表示，“一人公司”由於賬目不獨立，存在人格混同的問題，在新公司法中容易被人格否認。公司人格否認的後果是股東對外債務承擔無限責任，即夫妻二人對外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為了防範公司法人人格否認，有人建議嶽父嶽母加入公司，擔任股東或外部董事、監事，這不僅能防範法人人格否認，還能增進家庭成員之間的感情，同時便於妻子間接掌控公司。”他表示，由於現行婚姻法規定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可推行“嶽母公司模式”，即嶽父嶽母可以在小夫妻領結婚證時，註冊一個公司，在陪嫁妝時一並“陪送”給女兒和女婿。這家公司由女兒和女婿共同持股，股東權利和架構需合理安排。公司股權可采用新公司法中的“同股不同權”機制，為女兒設立公司重大事項的特殊表決權，如當前一些頭部公司流行的合夥人表決制，則能夠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方一清說，“一人公司”可以利用私法自治的原則。嶽父嶽母註冊的公司為母公司，女婿家的資產可通過股份改制，裝入母公司旗下，成為子公司，實現“綱舉目張、股權獨攬”的治理效果。根據現行公司法，“一人公司”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再設立新公司，形成子公司、孫公司，甚至曾孫公司等裂變式的發展模式。

家族企業是一種將家庭和公司組織相結合的特殊形態。在公司法中，家族企業具備獨有的特征。方一清認為，家族企業不可避免地帶有家族規則的“窠臼”，家長制的管理模式使得人治成為主導。家族企業的“一票否決制”通常由德高望重的家長掌握，有時則由原配妻子掌控。隨著公司的成長，這種否決權可能會轉移給年輕有為的後輩，或是精明能幹的二代接班人的配偶。具體的安排可以在公司章程中詳細規定和籌劃，以適應不同家族企業的需求。

他表示，新公司法規定，公司經理可以擔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董事長則不一定需要擔任這一角色，配偶也可以成為法定代表人。為了確保法定代表人能夠實際掌控公司事務，避免被架空或成為掛名法人。公司章程可以規定，對外簽署的文件和合同必須有法定代表人的簽字，否則無效。這一措施運用了新公司法的章程自治原則，使得經理人不再是無實權的象征性角色。“在婚姻家庭中，有人認為妻子在關鍵時刻會選擇離開，但在公司法的框架下，作為配偶的妻子通常不會拋棄公司。她們大多會履行股東或高管的職責，有些妻子甚至在關鍵時刻力挽狂瀾，拯救公司。例如，某知名公司法定代表人（丈夫）出事後，由於董事會權力過大，丈夫的股權逐漸被稀釋，但他的妻子發揮了重要作用，最終挽救了公司，重振了企業。”方一清說。

近年來，我國多家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頻繁陷入離婚糾紛。比如，據有關媒體報道，2024年6月27日，博亞精工發布公告稱，公司近期收到實控人李文喜的通知，李文喜近日接到《襄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應訴通知書》。該通知書顯示，原告岑紅向法院提起了與李文喜的離婚訴訟，並請求法院判決離婚並進行財產分割。7月12日，另一家上市公司上海滬工公告稱，經法院調解後，73歲的創始人舒宏瑞與其72歲的妻子繆莉萍（也是實際控制人）宣告離婚，並對離婚財產進行了分割。舒宏瑞將其持有的公司3970多萬股股票（占公司總股本的12%，價值超過5億元）轉讓至其前妻名下。

事實上，為嚴防上市公司大股東和實控人“假離婚”現象，上交所發布了三項規則，進一步規範大股東的股份減持行為。新規嚴格限制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的減持操作，明確了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在離婚、終止合夥、公司分立等情況下的減持要求，防範通過“身份”繞道減持的行為。

方一清指出，在新公司法實施的背景下，建議改變入股方式，來預防上市公司大股東和實控人離婚引發的爭議。自然人股東可以通過“一人公司”的形式入股，這樣既合理合規，又避免了以離婚形式進行股權變動引起的公眾關註和爭議。盡管上市公司控制人同樣享有法律賦予的離婚自由權，盡管夫妻離婚是以感情破裂為理由，可是“眾口鑠金”，若通過“一人公司”進行內部股權轉讓，則可更加低調和穩妥。可以預見，未來將會有更多公司通過此方式進行資本運作。

“過去，家族的資產傳承通常通過遺囑來實現。立遺囑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對股權、房產、銀行賬戶和個人物品等進行分配。遺囑通常需要指定一位值得信賴的執行人來管理遺產。此外，遺囑還需根據生活狀況和財產變動進行更新，以確保反映立遺囑人的真實意圖。然而，在實務中，舊遺囑作廢、新立遺囑的過程常常面臨復雜的問題。”方一清表示，近年來，個別企業家出現英年早逝的情況，由於未公布繼承人和遺囑，突發事件導致家族公司內部和家庭成員產生震動與不安，此時需要公司法介入以化解這些問題。比如，在家族企業中，未成年股東的股權可由母親或父母名義間接持有（代持），子女成為隱名股東，享有股東權利。依據公司法比依據民法典立遺囑具有更大優勢，因為遺囑只有在被繼承人去世時才能生效。

他指出，家族企業中，任人唯親與任人唯賢常存在博弈。有些家族企業在創業、繼承和轉型過程中逐步向公眾公司和職業經理人管理模式靠攏。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是家族公司治理機制和利益分配的核心。當前家族企業的權力較為集中，一方面是股權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是控制權較為集中。家庭圓桌會議往往兼具股東會或董事會會議的功能，易出現家長制和內訌。將經營權交給職業經理人是一個趨勢，但這一趨勢需要時間形成，經理人的能力也需要時間考驗。

因此，方一清建議，可以利用新公司法的精髓處理公私事務，使公事和家事井然有序。新公司法賦予了家庭成員更多的參與機會，如董事會設立了審計委員會，配偶可以擔任負責人，審核賬目、監督公司運營，確保公司利益不外流。新公司法還采取董事會中心主義，可以設立董事會秘書制度，配偶或子女可以擔任董事會秘書。董事會秘書是公司決策的核心成員之一，需穩住這一重要位置。新公司法下，“董監高”承擔賠償責任的邊界進一步擴大，若“董監高”存在過錯或重大過失需承擔個人賠償責任，“董監高”個人擔責勢必不堪其負。配偶可以為“董監高”購買責任保險，以見證夫妻患難與共。

業界專家經常建議家族傳承采用財產信托工具，如邵氏公司的慈善信托和順位繼承。但方一清表示，盡管信托制度在英美國家取得長足發展，但信托的缺點在於財產無法再投資，無法進行資本擴張。經濟動蕩和金融暴雷也有可能影響信托基金。因此，運用公司法解決家族企業的傳承問題依然是上策。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在結婚自由與離婚自由並存的時代，如何通過家族企業的紐帶維系夫妻關系，成為新公司法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方一清表示，在實際操作中，股東退股與確權、出資與股權轉讓的爭議，往往伴隨著激烈的公章爭奪戰及第三方介入的訴訟。清官難斷家務事，家庭矛盾若處理不當，可能嚴重拖累企業發展。“要解決家族企業的問題，需要從公司法中汲取策略智慧。”他說，公司法中的“毒丸計劃”“白衣騎士”等方案以及“表見代理”等行為，需要在實踐中進行辨證施治和統籌規劃，以確保家族企業的長期穩定和發展。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讓家族企業之樹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