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生找工作易誤入歧途從事違法犯罪活動？專家支招破解！
前不久，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警方搗毀了一個以刷單返利形式實施詐騙的團夥，抓獲103名犯罪嫌疑人。令人震驚的是，其中竟然有多名剛畢業的大學生。
然而這並非個例。從詐騙犯罪到幫助信息網絡犯罪，從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到傳銷犯罪，近年來，一些高校畢業生找工作時誤入歧途，從事違法犯罪活動而被法律制裁，實在令人感到唏噓和惋惜。
對此，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分析，高校畢業生因社會閱歷有限、防範意識不強，再疊加就業焦慮，求職過程中很容易忽視其中隱藏的法律風險。同時，這種急於就業的心理，也給了不法分子蒙蔽、誘騙甚至強迫畢業生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機會。
專家建議，高校的就業部門和畢業生所在院系有必要加強對大學生刑事犯罪風險防範教育，提高大學生識別違法犯罪和甄別就業陷阱的能力，避免一些畢業生“剛出校門、就進班房”。同時，對於犯罪性質尚不嚴重，情節較輕和社會危害性較小的犯罪，以及被告人認罪、悔罪，從寬處罰更有利於社會和諧穩定的，依法從寬處理，做到寬嚴有據、罰當其罪。
（漫畫：李曉軍）
焦慮僥幸忽視風險
求職涉罪並非個例
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21年7月發布的一項專題調研顯示，2018年1月至2021年5月，湖北法院共審理大學生（在校生實習期間及畢業3年內）就業求職涉罪案件95件，涉及被告人261人。
根據調研，涉案團夥或單位往往有意雇傭涉世未深、初入職場甚至尚未畢業的大學生，通過話術培訓、升職加薪等方式，誘導求職大學生以業務員身份招攬客戶，成為電信詐騙犯罪鏈條的底層執行者，所起作用較小。
2014年至2017年11月，安徽省合肥市廬陽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涉及大學生就業領域中的相關犯罪案件58件，涉案大學生達158人。
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張雁峰也關註到了這一問題。他說，近年來，大學生剛畢業就因犯罪被追究刑事責任從而留下案底的新聞常見於報端，已經成為社會熱點問題。
在他看來，可以從兩個層面看待這個現象。從外界層面來看，近年來，大學生的就業形勢總體來說不容樂觀。一邊是受疫情影響，不少企業壓縮成本，精簡崗位和開支；另一邊是高校畢業生人數連年遞增，不斷突破歷史新高。在這種情況下，崗位應聘競爭激烈、內卷較為嚴重，畢業生的選擇權變少，有工作機會不願輕易放棄。這就給不法分子帶來蒙蔽、誘騙甚至強迫畢業生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機會。
“從個人層面來看，當下網絡營造的消費主義、拜金主義對當代年輕人的認知心理影響很大。畢業生初入社會，對自身能力和社會現狀認識不足，生活閱歷淺，識別能力不強，但又急於實現自我價值，盡快掙錢回饋家庭。在‘工作’中，即使發現單位涉及違法犯罪活動，由於受不良環境和高薪誘惑等負面影響，或者抱有僥幸心理，也沒有及時中止犯罪行為，而是選擇繼續參與，導致危害性越來越大，最終被追究刑事責任，讓人感到十分惋惜。”張雁峰說。
首都經貿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劍波認為，這與高校畢業生社會閱歷有限、防範意識不強有關，同時隨著就業競爭壓力增大，很多高校畢業生的焦慮感越來越重，求職過程中很容易忽視其中隱藏的刑事法律風險。
據王劍波觀察，不少案例反映出，詐騙組織利用大學畢業生求職心切、急於就業的心理，通過網絡招聘平臺發布工作信息，打著公司招聘的旗號，以看似規範的流程通知面試、入職，以薪酬待遇優厚、職業發展前景廣闊等話術，拉攏、誘騙求職的大學畢業生加入，需要加強警惕。
必須堅持預防為主
及時開展法治教育
受訪專家稱，為避免大學生就業求職時誤涉職場違法犯罪，應堅持預防為主，由高校對畢業生進行專題法治教育。
實踐中，一些地方已經積極作為。近日，浙江省湖州市預防大學生違法犯罪研究中心揭牌暨聯盟成立儀式在湖州師範學院舉行。
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黃曉亮認為，黨中央已經提出，“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大學是國民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對大學生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是應有之義。
在黃曉亮看來，在對大學生進行法治教育時，從避免大學生違法犯罪的角度，刑事法律應該是法治教育的重中之重，使他們具備必要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知識，在求職路上能夠擦亮眼睛，識別違法犯罪，避免誤入其中。
“這種法治教育應該融合到就業指導工作中。高校專門的就業管理指導部門和所在院系在大學生進入最後一個學期後，可以進行常態化專題法律教育活動。”黃曉亮建議。
王劍波認為，高校的就業部門和畢業生所在院系非常有必要對大學生加強刑事犯罪風險防範教育，提高大學生識別違法犯罪和甄別就業陷阱的能力。“大學畢業生求職時，一定要提高風險防範意識；入職後，如發現自己陷入詐騙犯罪組織，絕對不能有法不責眾等僥幸心理，應當盡可能地保存證據，並及時報案。”
黃曉亮認為，此外，公安機關和有關司法機關也可以就重點地區和重點行業的犯罪情況及時向社會公布，特別是和高校就業管理指導部門進行溝通交流，聯合開展必要的法治宣傳教育，避免出現一些畢業生“剛出校門、就進班房”情況。
在張雁峰看來，對此問題需多方面看待。首先是要加大普法宣傳力度，築牢守法底線。要緊盯入學、畢業等關鍵時期，集中開展普法教育，通過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強化法紀觀念，嚴格遵紀守法。在實習、求職、就業等關鍵節點也要及時開展求職輔導和預防刑事風險的教育，結合真實案例，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就業觀，不能只看薪酬、不顧風險，只看宣傳、不管陷阱。
其次是要嚴格落實監管責任，凈化求職環境。相關部門在打擊“黑中介”、虛假招牌的同時，更要加強對網絡招聘平臺的監管力度。對於刷單、高薪、兼職客服等重點問題，平臺要加強信息審核，建立預警機制，對於異常情況要及時發布警示提醒。
“最後是要從重打擊組織犯罪人員，形成有力震懾。對於這些利用網絡發布虛假求職信息，專門欺騙大學生的犯罪分子，要從重打擊、從嚴論處，形成高壓態勢，彰顯司法懲治此類犯罪的決心。”張雁峰說。
張雁峰還提醒，作為大學生，一定要掌握一些常見的法律知識，尤其對一些容易觸犯的罪名應當有所了解，比如詐騙、職務侵占、虛開發票、開設賭場、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傳銷等。同時也要有風險意識，不要只盯著“餡餅”，看不到“陷阱”，對於一些付出很少但收益豐厚的工作一定要謹慎選擇，比如一些不規範的理財公司、投資公司、藏品公司、養老項目等。另外，工作後發現有問題可以咨詢法律人士或者上網查閱相關知識，感覺不妙及時離職。
落實寬嚴相濟政策
做好感化幫扶教育
苦讀十數載，一朝入班房。大學生畢業本可大有作為，卻不慎落入犯罪泥潭，人們在惋惜的同時，也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否需要從刑法上確立大學生求職涉罪刑事政策，探索構建大學生求職涉罪預防機制？
對此問題，黃曉亮說，對特殊人群，刑法有特殊的刑事政策。而畢業大學生一般都是成年人且經過了高等教育，文化文明素質和法律意識都要比其他群體更高一些，不需要針對畢業大學生的特殊刑事政策。
但他同時也認為，從社會發展、人才培養和使用的角度，可以按照當前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大學生做適當的從寬處理。比如，在具體刑事案件中，可以考慮其情節和主觀罪過，將少捕慎訴慎押、認罪認罰、立功認定、緩刑適用等，更多地適用於剛畢業大學生犯罪的情況。“在必要的情況下，教育主管部門可以聯合最高司法機關、公安部、司法部等聯合制發文件，促使社會形成共識。”
在張雁峰看來，對於大學生求職涉罪的問題，要在維護穩定、化解矛盾的前提下，結合法律規定，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司法活動中，對於犯罪性質尚不嚴重，情節較輕和社會危害性較小的犯罪，以及被告人認罪、悔罪，從寬處罰更有利於社會和諧穩定的，依法可以從寬處理，做到寬嚴有據、罰當其罪。
“偵查立案階段，要避免客觀歸罪的問題，重點審查涉案學生主觀是否明知存在犯罪，是否被蒙蔽、被欺騙，結合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相關規定，靈活作出處理。審查起訴階段，要結合當下‘少捕慎訴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對於情節輕微、初次犯罪、在犯罪中作用較小的大學生可以不予逮捕。慎用羈押措施，合理評估大學生的犯罪情況和犯罪後的表現，酌情適用不起訴或暫緩起訴的決定。審判階段，要充分釋放司法善意，考量大學生的主觀惡性、悔罪表現、退賠退贓、危害性等問題，從共犯脫離、犯罪中止、自首、立功等情節上進行審查。在罪責刑相適應的前提下，依法盡量作出較輕的判罰。”張雁峰建議道。
張雁峰認為，在執行階段，要註意對大學生進行心理疏導和感化幫扶教育，在懲罰犯罪的同時註重人權保障，在現有犯罪記錄封存等制度的基礎上，結合具體案情，討論適用的空間。謹防服刑學生自暴自棄、因監禁而與他人交叉感染，重返社會後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王劍波認為，對於確實是誤入詐騙組織，且在實施犯罪過程中幡然悔悟，有犯罪中止情況的，或者在事後有自首等從輕量刑情節的，應該本著治病救人的原則予以從輕處罰；對於誤入詐騙組織後，被利益沖昏頭腦，抱有僥幸心理，積極參加詐騙犯罪，甚至成為骨幹核心力量的，要堅決予以打擊。